倪匡为什么到香港？
这个问题的核心其实是，在民国时期和文革时期，知识分子的命运到底该何去何从呢？ 按说知识分子应该是非常理智的群体啊！但是实际上却完全不是这样。
首先我们来看老舍，他是文盲式的传统文人，这种人的代表就是钱钟书，他们对于政治其实是非常钝感的。所以抗战爆发后，他们选择了离开北平。而关于去向，钱钟书的选择是上海，因为上海有他很多亲友；但老舍的选择却是重庆。这是因为老舍认为上海过于“小资”，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抗敌救亡。所以他远走他乡，来到大后方，在那里写出了《四世同堂》。
我们再来看看张爱玲，同样作为文盲式文人，她对于政治的参与感也远弱于老舍与钱钟书。所以在国、共之间，她的选择像老舍一样，也是去了大后方；只不过老舍是去搞文学创作，张爱玲则是去教书，因为她不想让自己成为社会的负担。至于原因嘛，张爱玲后来在一篇文章中说的很清楚，原因是她不愿意看到亲人朋友“变脸”。——要知道，在国民党内也是鱼龙混杂的，不乏有像吴敬琏这样的爱国知识分子，但是他们却并没有得到知识分子普遍的认同。换句话说，在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你很难找到一种属于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
那么再来看看我们的主人公倪匡。他跟老舍、钱钟书相比，可算得上是彻底的文人吗？他的文学成就远远没有达到这两个人的级别，他真正拿得出手的作品只有《倚天屠龙记》（张无忌）和《天龙八部》（段誉）。但是，他有着文盲式文人所不具备的政治敏锐性。早在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他就从内地跑到了香港。而他后来的作品风格也由金庸式的侠义小说，变成了更为直白的警匪小说。可以说，他的转变正好对应了那个特殊时期的知识分子向民间身份的转化。
当然，除了上面所说的这些原因之外，是否还有别的深层次的原因，将一个原本很有前途的作家推向了堕落？我个人认为恐怕是没有的。因为如果深究下去的话，你会发现任何所谓的深层次原因其实都是表象。本质上来说，无论是老舍还是张爱玲也好，他们选择的结局其实都如倪匡一样——逃避，把自己变成一颗毫无用处的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