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小学在哪里？
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平津及华北各地院校纷纷内迁，南迁最远到达湘黔边境，以避日军锋芒。当时还在河北保定的华北联合大学率先启程，南下途中辗转到了湖南。而南开大学则由校长张致祥率领，取道西安、重庆，准备沿长江转赴昆明。 时值战乱，交通阻塞，南开师生历经千辛万苦，饱尝流离失所之苦，终于在1938年抵达了目的地——云南昆明。 随后，学校在西园买下两座别墅作为临时校址，并以“西南联大”命名正式开学（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合办学，故名“联大”）。但仅仅两年之后，日寇就进攻了西南。
为了保存实力，西联大决定撤离。此时北大先遣队已抵达兰州，清华大学先遣队也抵达成都，于是两校学生率先行动，陆续前往大后方。 南开大学的撤往比较特殊 首先，南开的教师和学生并非同时撤离，而是分多批次行动；其次，在南下的路上，南开师生并非集中在一起行动，而是分散在了几批不同的列车上。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火车运力不足，无法保证大批量人员同时移动；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日本飞机对铁路运输的轰炸相当猛烈。所以南开的撤往既包含了集体行动，也包含了个体行动。
那么南开的学子又是如何“突围”的呢？ 当时担任南开代理校长的傅家范教授率领第一批师生员工先行出发。他们经陇海线到兰州，暂借美国教会办的圣公会办临时补习学校，并成立一个“教学委员会”，负责安排学生的课程和学习。
然而好景不长，日军发动“一号作战计划”，攻破了长沙外围防线，接着又逼近湘西。为了摆脱被敌人合围的不利处境，国军开始战略转移，沿途丢下了大量的枪支弹药和补给品。
这为南开的师生提供了宝贵的资源和机会。 时任西南联大工学院电机系教授的朱英浩回忆说： “当时火车很紧张，汽车也不多。许多同学没有交通工具，就徒步走，一路搭便车。我带着两个学生，从一个朋友那里借了一张军用通行证，乘着一辆吉普车向南跑，在旅途中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在日寇的狂轰滥炸下，清华、北大的师生能顺利撤离，而南开的师生却要在敌机之下冒险“突围”，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南开的师生要单独行动呢？
关于这个问题，一直存在着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指出，由于南开学校在抗战期间接受了中英庚款会的委托，负责办理英国留学生来华事宜，因此当战局紧急时，南开必须负责将这些外国留学生护送至安全地区。由于这些留学生大多是从欧美航线的邮轮直接前往香港的，因此南开行使职权，将他们送往大后方。
第二种说法较为普遍，且与上述观点相反，认为当时的南开校长张伯苓担心北上学生遭到日军袭击，故下令让学生分批南下，以避免大规模集体行动引起敌人的注意。 事实上，南开学生在沦陷区活动频繁，组织严密，曾先后创办《南开七日刊》、《南开学报》等，积极宣传抗日。除了参与各种社会活动之外，南开的学生还组建起一个著名的“歌咏团”，用歌声鼓舞人们的斗志。 这个由邓颖超等人领导的歌咏团，不仅演唱《义勇军进行曲》之类的爱国歌曲，而且会唱用日语编写歌词的“奴役之歌”。如《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强盗真凶狠，抢掠杀戮无所不用其极；中国民众太可怜，四万万五千万！”又如《大东亚战歌》：“大东亚，是我们生存的土地；大东亚是我们的故乡……” 对此，日本侵略者十分恼火，他们将南开列为“顽固分子“聚集的四大学府之一，予以严厉监视和控制。直到抗战胜利前夕，南开才终于摆脱了日本魔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