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刘易斯拐点来了吗？
我做过一些简单的计算，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完全达到充分就业水平的情况，需要多少劳动者？ 假设中国14亿人口里有10亿劳动力（15-64岁），劳动参与率73%。那么，10亿劳动力里有7.3亿人从事着某种形式的生产活动；剩下的2.7亿人，即1.8亿男性+0.9亿女性，既不就业也不享受低保，处于社会最底层。
如果这1.8亿男性全都找到工作，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就会发生根本性逆转——从“供给不足”变成“供给过剩”。因为还有1.9亿人(2.7亿-0.8亿)在享受低保，他们本来是不创造GDP的，一旦失去福利保障，他们就会成为创造GDP的生力军。
然而现实是，虽然城镇登记失业率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但实际失业率估计要比官方统计高得多，比如比发达国家要高不少。
如果考虑到中国庞大的隐性失业群体，劳动力市场早已进入“买方市场”。 刘易斯拐点，本质上就是劳动力需求超过供给的那一瞬间。对中国而言，这一瞬间就是城镇登记失业率和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叠加的那一刻。 从目前的形式看，这个时间点早就到了。现在的问题在于，为什么还没有出现“工资上涨”的信号？我的猜想是因为中国的城镇化进程还没有完成，大量的农村人口还在向城市迁徙的过程中。农民工这个特殊的群体存在，一方面创造了巨大的GDP，另一方面又作为廉价的劳动力维持了物价和工资的低位运行。
当大量的农民进入城市后，农民工这个特殊群体会消亡，城镇的失业率可能会上升，届时商品价格和工资都会出现大幅的上升。当然这都是基于简单假定的模型计算的结论，真实的状况可能要复杂的多。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刘易斯提出关于二元经济结构的“刘易斯拐点”理论：当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业转移的收益低于城市工业边际产出递减点的收益时，剩余劳动力转移停止。中国劳动力市场正向刘易斯拐点逼近。
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将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一方面，劳动力成本将进入上升通道；另一方面，劳动力素质将进一步提高。因此，刘易斯拐点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挑战，也是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契机。在拐点到来之前，中国必须对新的人口、劳动力供给环境做出前瞻性的部署。
我国劳动力总量依然庞大
据权威部门测定，从2010年开始，我国劳动力总量每年以500万人左右的速度减少，意味着我国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向有限供给转变，中国进入刘易斯拐点，未来将面临劳动力短缺和人力资本素质偏低的双重约束。
由于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户籍、地区等分割，失业和就业共存、工资上涨和招工难共存的二元状态，对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以及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存在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拐点已经到来，如2010年出现的“用工荒”就被认为是刘易斯的现实注脚。另一种观点认为拐点还未来临，理由是我国劳动力总量仍然庞大，就业压力依然很大。这两种观点都有一定道理，但都有待商榷。这是因为，不能仅根据失业和就业共存、“用工荒”的表面现象来判断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也不能以劳动力供给数量作为判断是否到达刘易斯拐点的唯一标准。
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应从劳动力供给弹性和边际成本两个方面来判断。一方面，从供给弹性来看，我国已经接近刘易斯拐点。“刘易斯拐点”的含义是城乡劳动力流动的加速和工资弹性变大，导致企业招工成本上升。在2003年之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具有充分的供给弹性，招用一个工人，增产增收的幅度比较大，因而当时企业工资成本较低，工资有比较大的调整空间。2003年-2010年7年间，由于城镇就业人数和农民工的收入弹性增强，工资上升的速度加快，劳动力供给弹性和劳动力成本呈现出与刘易斯拐点前期相似的变化特征。这表明我国正在接近刘易斯拐点。另一方面，从劳动力边际成本来看，刘易斯拐点尚未到来。在刘易斯拐点之前，劳动力的边际成本接近于零。由于我国存在户籍制度等体制分割，2.7亿农民工没有真正市民化，他们不能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不得不在城乡间“候鸟式”流动，并且在城镇和区域间转移就业还面临制度成本，因此，我国劳动力在城乡和区域间转移的边际成本总体来说仍然很低，这意味着刘易斯拐点尚未到来。
尽管存在上述不同看法，但是劳动力供给的变化趋势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事实。因此，从2003年的“招工难”到2010年的“用工荒”，应该看作是刘易斯拐点逼近的信号。
